但跳楼维权的劳动者同样也不少。

违法的并不只是中小微型企业或作坊，很多大企业也是同样的，差别只是规避法律的手段高低，象李敏所在的银行，柜圆等繁杂职位大多由些人才派遣公司的员工担任，他们按照系数的高低拿绩效工资，至于其他的企业，只有口头的合同的劳动者实在太多，有些大中型公司，等到要上市了才开始拟定或完善员工薪酬制度。

商洛宇不觉得乐观，“李敏不是那种眦睚必报的人，她和你一样，是人敬她三分，她敬人十分的个性。”

在这个以和为贵的社会里，李敏和黄一曦都是温和的人，即使是于秋也是如此，她们心有沟壑，但十分宽广，只要不踩到那条线，都不会翻脸。

黄一曦心里何尝不明白，只可惜在国内，一判一例，又无指导性，违规者也只是对自己的正当索求，法院也不能多做判决，导致和到手的巨大利益相比，违观的处罚成本太低。

“要是象米国那样就好了。”黄一曦说的是最近网络上报道的一个案例。

2018年，米国一家酒店的洗碗工因拒绝在星期天上班被开除，把雇主告上法庭。2019年1月14日，陪审团作出赔偿洗碗工2150万美元的判决。

那个案例虽然判决那么多，但洗碗工实际是不可能拿到那么多，36000美元用于支付工资和福利损失，50万美元是精神损失费。剩余的2100万美元是惩罚性赔偿，她最多可获得其中的30万美元。

算起来也不少了，除了3.6万的工资，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偿的个人部分，她也能得到80万美元，相当应得的二十几倍。

“我们国家的不会这么去做，良民干活凭的是良心，而且他们顾虑太多，最怕的是告了后不管输赢，没有雇主想要这个刺头，鸡飞蛋打一场空。”

“当然不只是良民思维，而是维权的困难程度，观念的改变不止是老板，甚至有些法官都无外乎如此思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