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口中的小丁叫丁卫国，早前跟他结过梁子——不过应该算无意为之。丁卫国刚来插队时，与爷爷同时看上了知青队里的俏姑娘孙方静。丁卫国是知识分子出身，懂得用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接近孙方静。爷爷在这方面鞭长莫及，只能目送孙方静跟丁卫国走到一起。

谁也说不准爷爷当时的决定是报私仇还是别的，反正那块地后来就拨给了丁卫国夫妇。

拆庙那事发生前，丁卫国和孙方静还未下放，所以夫妇俩听说自己分了地，还挺高兴，对爷爷千恩万谢的。加上这年留村的知青多，土庙周围已零星盖了几间屋，余地也都打了地基，将来人气不会太衰，因而村里人就有知晓那件事的，也都没放在心上。

那年秋收未到，土庙那块荒地已经盖起了连排的土屋，丁卫国夫妇也喜得贵子。村里人都赶去喝喜酒，唯独爷爷没去。倒不是他心眼小，而是他被人叫住了。

这个人，就是前面说的，阻拦他拆庙的茅老道。

这茅老道何时来的村里没人清楚，他平时独来独往惯了，再则那个年代破除一切牛鬼蛇神，村里人都唯恐避他不及，谁还敢跟他扯上关系？

所以他三番两次找上爷爷，爷爷也挺郁闷的，要不是碍于太奶奶和村里的长辈们对他还挺敬重，依着他的性子，早给这半老不老的神棍戴高帽子了。

茅老道不是不识趣的人，知道自己身份尴尬，那天只对爷爷说了一句话，就掩门让他回去。奶奶说，如果爷爷当时能听劝，也不至于之后发生那么多追悔莫及的事。

茅老道那天说的是——七月既望，毕现凶光；天道承负，父债子偿。

爷爷当天若有所思回了屋，也没跟奶奶说起这件事。这样又过了一个月，忙完了秋收，一日凌晨，爷爷正准备跟奶奶继续造我爹的大业，房门突然嘭的一下被猛力撞开。

爷爷奶奶当时衣衫不整的，又羞又怒。见进门的是村头无赖胡二狗，爷爷更是火大，下床啪啪给了他两个大耳刮子。刚要喊他滚蛋，胡二狗一副见了鬼的模样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保……保田队长，出……出大事了！方静妹子家……”

晨风冰凉，爷爷眼见胡二狗面无血色，已经有些猜到是怎么回事了。

我高祖父叫曾纪才，是晚清四大重臣之一曾国藩的侄子，不过不在族谱之列。听我奶奶说，高祖父是天祖父与侍妾所生的庶子，不受家人待见。天祖父平乱时战死，曾国藩感念弟德，对高祖父多有照顾，让他在湘勇营中谋了个文书的职务。

1866年，也就是清同治五年，曾国藩剿捻期间，让高祖父随他入帐，交给高祖父一只锦盒，吩咐他盒中之物凶险，务必妥善保管，至于将来要不要打开，全凭高祖父自己定夺。

高祖父当时年方二十，听得不甚明白。曾国藩沉吟良久，这才告诉他：湘军骁勇善战，世人只道他治军有方，却不知其中原委。他让高祖父凝神静观，接下来他要演示的东西，无论多么诡谲可怖，切不可惊慌逃窜，更不能走漏了风声。

我们无从知道那天高祖父在曾国藩帐中见到了什么，只是听说那以后，高祖父就默然离开了湘军，只身去了湘西的一处山寨隐居。而那儿，正是我的老家。

时间如白云苍狗，一晃几十余载过去了，我们家也渐渐与曾家宗族脱离了关系，到我爷爷这辈，底子简直比湘江水还清，彻底没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色彩。邻里乡亲茶余饭后聊得最多的，也就是高祖父当年那只锦盒里到底藏了什么宝贝，还有那宝贝现在何处。

我爷爷当时也混迹其中，逢人便吹嘘自己是名人之后，那宝贝如今就藏在自己家里，每每气得太奶奶挥舞着笤帚满村撵。

爷爷年轻时性子野。听奶奶说，爷爷还在襁褓中时，村里的先生给他看相摸骨，事后不住地摇头唏嘘，说爷爷天生脑后反骨，跟三国时的魏延一样，以后定是个混世魔王。

太奶奶当时就慌了，忙问解决之道。先生说一切皆是命数，强行改命是行不通的，保田（我爷爷）命里有一劫，在而立前后，躲得过，余生坦荡；躲不过，无可奈何。

所以随着爷爷渐渐年长，太奶奶对他的管束也越发严厉。

可惜，这世上总也有些事情不会遂人愿，先生说的那个劫数，还是在那年秋天降临了。

那时中央发起广大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，很多城里来的知青安插到我们村。呆了一年半载，一些知青干脆不走了，在当地安了家。既然要安家，就必须得有宅基耕地。爷爷当时因为勤劳肯干，表现积极，被公选为生产队队长，这分地的事儿自然就落到了他头上。

起初爷爷干得还挺风生水起的，之后盖房的地儿越来越捉襟见肘，而登门要地儿的人却怎么也不见少，爷爷就有些头疼了，忙请村支书到家里商量分配名额。

村支书问爷爷手头还有哪些闲田。爷爷摊手说：“没得了，就剩那坨子山嘎嘎了。”

爷爷说完，村支书再没吭声，只闷头抽着旱烟。